坐忘心斋

开府仪同三司特进试鸿胪卿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赠司空谥大鉴正号大广智大兴善寺

三藏沙门不空奉　诏译

大广智阿阇梨云。若有上根上智之人。不乐外道二乘法。有大度量。勇锐无惑者。宜修佛乘。当发如是心。我今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求余果。誓心决定故。魔宫震动。十方诸佛皆悉证知。常在人天。受胜快乐。所生之处。忆持不忘若愿成瑜伽中诸菩萨身者。亦名发菩提心。何者谓此诸尊。皆同大毗卢遮那佛身。如人贪名官者发求名官心修理名官行。若贪财宝者。发求财宝心。作经营财物行。凡人欲求善之与恶。皆先标其心。而后成其志。所以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提行。既发如是心已。须知菩提心之行相。其行相者。三门分别。诸佛菩萨。昔在因地。发是心已。胜义。行愿。三摩地为戒。乃至成佛。无时暂忘。唯真言法中。即身成佛故。是故说三摩地于诸教中。阙而不言。一者行愿。二者胜义。三者三摩地。

初行愿者。谓修习之人。常怀如是心。我当利益安乐无余有情界。观十方含识犹如己身。所言利益者。谓劝发一切有情。悉令安住无上菩提。终不以二乘之法而令得度真言行人。知一切有情。皆含如来藏性皆堪安住无上菩提。是故不以二乘之法而令得度。故华严经云。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所言安乐者。谓行人。即知一切众生毕竟成佛故。不敢轻慢。又于大悲门中。尤宜拯救。众生所求皆与而给付之。乃至身命而不吝惜其命安存。使令悦乐。既亲近已。信任师言。因其相亲。亦可教导。众生愚蒙。不可强度。真言行者。方便引进。

二胜义者。观一切法无自性。云何无自性。谓凡夫执著名闻利养资生之具。务以安身。恣行三毒五欲。真言行人诚可厌患诚可弃舍。又诸外道等。恋其身命。或助以药物。得仙宫住寿。或复生天以为究竟。真言行人。应观彼等业力若尽。未离三界烦恼尚存。宿殃未殄。恶念旋起。当后之时。沉沦苦海。难可出离。当知外道之法。亦同幻梦阳焰也。又二乘之人。声闻执四谛法。缘觉执十二因缘。知四大五阴毕竟磨灭。深起厌离。破众生执。勤修本法。克证其果。趣大涅槃。以为究竟。真言行者。当观二乘之人。虽破人执犹有法执。但静意识不知其他。又成果位。已灰身灭智。趣其涅槃。如大虚空湛然常寂。有定性者。难可发生。要待劫限等满。方乃发生。若不定性者。无论劫限。遇缘便回心向大。从化城起为已超三界。谓宿信佛故。乃蒙诸佛菩萨而以方便。遂发大心。乃从初十信。下遍历诸位。经三无数劫难行苦行。然得成佛。既知声闻缘觉。智慧狭劣。亦不可乐。又有众生。发大乘心。行菩萨行。于诸法门。无不遍修。复经三阿僧祇劫修六度万行。皆悉具足。然证佛果。久远而成。斯由所习法散致有次第。今真言行人。如前观已。复发利益安乐无余众生界一切众生心。以大悲决定。永超外道二乘境界。复修瑜伽胜上法。能从凡入佛位者。亦超十地菩萨境界。又深知一切法无自性。云何无自性。前已旨陈。夫迷途之法。从妄想生。乃至展转。成无量无边烦恼。轮回六趣者。若觉悟已。妄想止除。种种法灭。故无自性。复次诸佛慈悲。从真起用。救摄众生。应病与药。施诸法门。随其烦恼对治迷津遇筏达于彼岸。法亦应舍。无自性故。如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云。诸法无相。谓虚空相。作是观已。名胜义菩提心。当知一切法空。已悟法本无生。心体自如。不见身心。住于寂灭平等究竟真实之智。令无退失。妄心若起。知而勿随。妄若息时。心源空寂。万德斯具。妙用无穷。所以十方诸佛。以胜义行愿为戒。但具此心者。能转法轮。自他俱利。如华严经云。

　　悲光慧为主　　方便共相应
　　信解清净心　　如来无量力
　　无碍智现前　　自悟不由他
　　具足同如来　　发此最胜心
　　佛子始发生　　如是妙宝心
　　则超凡夫位　　入佛所行处
　　生在如来家　　种族无瑕玷
　　与佛共平等　　决成无上觉
　　才生如是心　　即得入初地
　　心乐不可动　　譬如大山王

又准华严经云。从初地乃至十地。于地地中。皆以大悲为主。如无量寿观经云。佛心者。大慈悲是。又涅槃经云。南无纯陀。身虽人身。心同佛心。又云。

　　怜愍世间大医王　　身及智慧俱寂静
　　无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礼无上尊
　　发心毕竟二无别　　如是二心先心难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礼初发心
　　发心已为人天师　　胜出声闻及缘觉
　　如是发心过三界　　是故得名最无上

如大毗卢遮那经云。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 

第三言三摩地者。真言行人如是观已。云何能证无上菩提。当知法尔应住普贤大菩提心。一切众生本有萨埵。为贪嗔痴烦恼之所缚故。诸佛大悲。以善巧智。说此甚深秘密瑜伽。令修行者。于内心中。观白月轮。由作此观。照见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光遍虚空无所分别。亦名觉了。亦名净法界。亦名实相般若波罗蜜海。能含种种无量珍宝三摩地犹如满月洁白分明。何者。为一切有情。悉含普贤之心。我见自心。形如月轮。何故以月轮为喻。谓满月圆明体。则与菩提心相类。凡月轮有一十六分。喻瑜伽中金刚萨埵至金刚拳有十六大菩萨者。于三十七尊中。五方佛位。各表一智。东方阿閦佛。因成大圆镜智。亦名金刚智也。南方宝生佛。由成平等性智。亦名灌顶智也。西方阿弥陀佛。由成妙观察智。亦名莲华智。亦名转法轮智也。北方不空成就佛。由成成所作智。亦名羯磨智也。中方毗卢遮那佛。由成法界智为本。已上四佛智出生四波罗蜜菩萨焉。四菩萨。即金宝法业也。三世一切诸圣贤。生成养育之母。于是印成法界体性中。流出四佛也。四方如来。各摄四菩萨。东方阿閦佛摄四菩萨。金刚萨埵。金刚王。金刚爱。善哉。为四菩萨也。南方宝生佛摄四菩萨。金刚宝。金刚光。金刚幢。金刚笑。为四菩萨也。西方阿弥陀佛摄四菩萨。金刚法。金刚利。金刚因。金刚语。为四菩萨也。北方不空成就佛摄四菩萨。金刚业。金刚护。金刚牙。金刚拳。为四菩萨也。四方佛各四菩萨。为十六大菩萨也。于三十七尊中。除五佛四波罗蜜及后四摄八供养。但取十六大菩萨为四方佛所摄也。又摩诃般若经中。内空至无性自性空。亦有十六义。一切有情于心质中。有一分净性。众行皆备。其体极微妙。皎然明白。乃至轮回六趣。变不变易。如月十六分之一。凡月其一分明相。若当合宿之际。但为日光。夺其明性。所以不现。后起月初。日日渐加。至十五日圆满无碍。所以观行者。初以阿字发起本心中分明。即渐令洁白分明。证无生智。夫阿字者。一切法本不生义。

准毗卢遮那经疏释阿字。具有五义。一者阿字(短声)是菩提心。二阿字(引声)是菩提行。三暗字(长声)是证菩提义。四恶字(短声)是般涅槃义。五恶字(引声)是具足方便智义。又将阿字。配解法华经中开示悟入四字也。开佛知见。双开菩提涅槃如初阿字。是菩提心义也。示字者。示佛知见。如第二阿字。是菩提行义也。悟字者。悟佛知见。如第三暗字。是证菩提义也。入字者。入佛知见。如第四恶字。是般涅槃义。总而言之。具足成就。第五恶字。是方便善巧智圆满义也。

即赞阿字是菩提心义。颂曰。

　　八叶白莲一肘门　　炳现阿字素光色
　　禅智俱入金刚缚　　召入如来寂静智

扶会阿字者。揩实决定观之。当观圆明净识。若才见者。则名见真胜义谛。若常见者。则入菩萨初地。若转渐增长。则廓周法界。量等虚空。卷舒自在。当具一切智。凡修习瑜伽观行人。当须具修三密行。证悟五相成身义也。所言三密者。一身密者。如结契印召请圣众是也。二语密者。如密诵真言文句了了分明。无谬误也。三意密者。如住瑜伽相应白净月圆观菩提心。

次明五相成身者。一是通达心。二是菩提心。三是金刚心。四是金刚身。五是证无上菩提获金刚坚固身也。然此五相具备方成本尊身也。其圆明则普贤身也。亦是普贤心也。与十方诸佛同之。亦乃三世修行证有前后。及达悟也无去来今。凡人心如合莲华。佛心如满月。此观若成。十方国土。若净若秽。六道含识。三乘行位。及三世国土成坏。众生业差别。菩萨因地行相。三世诸佛。悉于中现证本尊身。满足普贤一切行愿故。大毗卢遮那经云。如是真实心。故佛所宣说。问前言二乘之人。有法执故。不得成佛。今复令修菩提心三摩地者。云何差别。答二乘之人。有法执故。久久证理。沈空滞寂。限以劫数。然发大心。又乘散善门中。经无数劫。是故足可厌离。不可依止。今真言行人。既破人法二执。虽能正见真实之智。或为无始间隔。未能证于如来一切智智。欲求妙道。修持次第。从凡入佛位者。即此三摩地者。能达诸佛自性。悟诸佛法身。证法界体性智。成大毗卢遮那佛。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等流身等流身。为行人。未证故。理宜修之。故大毗卢遮那经云。悉地从心生。如金刚顶瑜伽经说。一切义成就菩萨。初坐金刚座。取证无上道。遂蒙诸佛授此心地。然能证果。凡今之人。若心决定。如教修行。不起于座。三摩地现前。应是成就本尊之身。故大毗卢遮那经云供养次第法云。若无势力广增益。住法但观菩提心。佛说此中具万行。渐足清白纯净法也。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若修证出现。则为一切导师。若归本则是密严国土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事。赞菩提心曰。

　　若人求佛慧　　通达菩提心
　　父母所生身　　速证大觉位

    儒、道、佛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一种是温柔敦厚，载道言志；一种是逍遥自由，直觉天籁；一种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中国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种，但如果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审美等级上来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后面两种。在后面两种中，又以第三种即佛的境界更为难得。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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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门类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广大中国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冒险，容易得罪很多传统的文化派别。但我还是想从存在方式上，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

　　其他学说也会关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没说几句就“滑牙”了，或转移到别的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上去了。它们始终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没有单独研究的意义。例如，儒学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修炼成仙的问题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摆弄权谋游戏的问题上去了，诗人文士有可能转移到如何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题上去了。唯有佛教，决不转移，永远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转移了的问题辽阔而宏大，关及王道社稷、铁血征战、家族荣辱、名节气韵，但细细想去，那只是历史的片面，时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极有可能酿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无常，转瞬即逝。佛教看破这一切，因此把这些问题轻轻搁置，让它们慢慢冷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与每一个人始终相关的人生和生命的课题上来。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代鸿儒听到经诵梵呗也会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纤夫听到晨钟暮鼓也会怦然心动，即便是皇室贵胄遇到古寺名刹也会焚香敬礼。佛教触及了他们的共同难题，而且是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解决的共同难题。这便是它产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论的痛快和透彻。

　　人生和生命课题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谈去不知要缠绕多少思辨弯路，陷入多少话语泥淖。而佛教则干净利落，如水银泻地，爽然决然，没有丝毫混浊。一上来便断言，人生就是苦。产生苦的原因，就是贪欲。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无明无知。要灭除苦，就应该觉悟：万物并无实体，因缘聚散而已，一切都在变化，生死因果相续，连“我”也是一种幻觉，因此不可在虚妄中执着。由此确立“无我”、“无常”的观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领众生一起摆脱轮回，进入无限，达到涅槃。

    我想，就从这么几句刚刚随手写出的粗疏介绍，人们已经可以领略一种鞭辟入里的清爽。而且，这种清爽可以开启每个人的体验和悟性，让他们如灵感乍临，如醍醐灌顶，而不是在思维的迷魂阵里左支右绌。

    这种痛快感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当然是巨大的。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谈阔论中，突然出现一个圣洁的智者三言两语了断一切，又仁慈宽厚地一笑，太迷人了。

    其实当初释迦牟尼在世时一路启示弟子的时候，也是这么简洁、浅显、直击众生体验的，否则不可能到处涌现那么多信徒，倒是后来的佛教学者们出于崇敬和钻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奥。佛教到了中国，虽然也曾和魏晋玄学相伴一阵，但很快发现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不习惯抽象思维而更信赖直觉的，这正好契合原始佛教的精神，因此有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开始恢复以往的简明和透彻，甚至还有新的发展。例如，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净土宗认为人们通过念佛就能够达到极乐世界；天台宗认为人们通过观想就能够“一念三千”，认识空、假、中三谛；华严宗认为世上无尽事物都圆通无碍……这些主张，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万象，一听之下如神泉涤尘、天风驱雾。即使是不赞成这些结论的人，也不能不叫一声：不亦快哉！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过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种精神快感。偶有一些快人快语，大多也是针对社会的体制和风气，却失焦于人生课题。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实的参与规则。

    一听就明白，我是在说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还很严格，照理会阻嚇人们参与，但事实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理由之一，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信。这就像我们要去看一座庭院，光听描述总无法确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层层围墙、一道道篱笆、一重重栏杆。围墙、篱笆、栏杆就是戒律，看似障碍却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证明。理由之二，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行。这就像我们要去爬山，处处是路又处处无路，忽然见到一道石径，阶多势徒，极难攀登，却以一级一级的具体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顶的切实可能。

    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阶。这种状态，看似方便进入，却让人觉得不踏实，容易退身几步，敬而远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这个概念。追求了两千多年，讲述了两千多年，但是，到底什么叫君子？怎么才算不是？区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准何在？一个普通人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程序才能成为君子？却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因此，君子成了一种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存在，一团漂浮的云气，一种空泛的企盼。长此以往，儒学就失去了一种参与凭据。历来参与儒学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投身科举考试的大量考生，也只是按照着官员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型。

    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高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进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身影，自然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

    与道教的修炼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视”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实行戒律也不必承担灵验证明。这本是它的优越之处，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性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度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流行的净土宗也显得过于“易行”。这种势头积累到后来，已出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师。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进入佛门，照理最容易选择禅宗或净土宗，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我想，这是他在决意违避现代文化人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的毛病。这种选择使他真正成为一代高僧。

　　当然，历来一直有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亲近佛门，本来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

　　中国的诸子百家，本来大多也是有门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续时间为最长。但是，如果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而论，没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侣团队。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广大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一批批和尚、法师、喇嘛、活佛的举止言行、服饰礼仪获得的。一代代下来，僧侣们的袈裟佛号，成了人们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他们的德行善举，也成了人们读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出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非常强大，但佛教的僧侣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不承担代人祈福消灾、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侣只是出家修行者，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和洁净的生活向广大佛教信徒作出表率。

　　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恶口、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显神奇、不掠夺和威胁他人等等戒律，而且坚持节俭、勤劳的集体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据佛法，观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净，由此觉悟无我、无常；进而在行动上去欲止恶，扬善救难，训练慈悲柔和、利益众生的心态和生态。

　　与广大佛教信徒相比，出家人总是少数，因为出家既要下很大的决心，又要符合很多条件。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专注、更纯净地来修行了。出家是对一种精神团体的参与，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称为“僧伽”。在僧伽这么一个团体之内，又规定了一系列和谐原则，例如所谓“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检讨制度和征问投筹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整体合力。

　　这样的僧伽团队，即便放到人世间所有的精神文化组合中，也显得特别强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体行为是劝善救难，更以一种感人的形象深受民众欢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针对着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种种乏力，成为它终于溶入中华文化的理由。

　　佛教在中国的惊人生命力，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加以证明。

　　我家乡出过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样一些天下公认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时，方圆几十里地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了解他们提出过一些什么主张，哪怕是片言只语。我家乡是如此，别的地方当然也差不多。这个现象我在长大后反复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梦想。高层思维再精深，如果永远与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脱节，最终意义又在何处？

　　当时的家乡，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天天在做着“积德行善”的事。她们没有一个人识字，却都能熟练地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还能背得下《金刚经》。她们作为一家之长，有力地带动着全家的心理走向。结果，小庙的黄墙佛殿、磬钹木鱼，成为这些贫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这些村落之所以没有被仇恨所肢解，这些村民之所以没有被邪恶所席卷，都与那支由文盲妇女组成的念佛队伍有关。

　　这些村落间唯一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过着悠闲而贫困的生活，自得其乐，却全然于世无补。他偶尔题写在庙墙上的那些田园诗，只有他自个儿在欣赏。道家不等于道教，但邻村也有名正言顺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帮着张罗一些丧葬、驱病仪式，平日与农民完全没有两样。

　　我的这幅童年回忆图，并非特例。因为我后来问过很多从不同乡间出来的前辈和同辈，情景基本类似。这就说明，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佛教的踪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佛教本身也已经走向衰微。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现了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却由欲焰点燃。在这种令人惋叹的场面不远处，不少佛学大师在钻研和讲解经文，却都是天国奥义，很难被常人理解。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的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彻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台湾经历着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佛光山外，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也让我深为感动。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不管世界什么地方突发严重自然灾害，他们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让当代人一次次强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义。慈济功德会同样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

　　无论是星云大师还是证严法师，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学家圣严法师，做了那么多现世善事，却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启迪上。他们充分肯定人间正常欢乐，又像慈祥的人生导师一样不断地向现代人讲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实而又生动地排除人们心中的各种自私障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大量的恶性冲突。他们在当今各地受到欢迎的惊人程度，已使佛教发出了超越前代的光华。

　　由于他们，我不仅对佛教的前程产生某种乐观，而且也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乐观，甚至，推衍开去，又对中华文化产生某种乐观。

　　我们这片土地，由于承载过太多战鼓马蹄、仁义道德的喤喤之声而十分自满，却终于为西天传来的一种轻柔而神秘的声音让出了空间。当初那些在荒凉沙漠里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脚印没有白费，因为它们所追寻来的那种声音成了热闹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热闹山河经常会对自己的必然需要产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化应该担负的庄严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唤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灵的人群。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智者已经习惯于抬头谛听，发现那儿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种响亮声浪的声音，真正牵连着大家的生命内层。正是这种谛听，渐渐引出了心境平和、气韵高华的大唐文明。

　　那么，让我们继续谛听。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黄龙慧开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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